文艺批评 | 董炳月：日野强《伊犁纪行》中的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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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906至1907年间日军少校日野强奉命从北京前往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考察，回到日本之后出版了旅行记《伊犁纪行》。他详细记录了沿途所见社会、地理、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状况，因此《伊犁纪行》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成为日本明治末年的经典旅行记。汉诗在《伊犁纪行》中占有重要位置。日野强汉学修养很高，在考察途中是带着对于中国古诗的记忆，写景、抒情、状物的时候多引用中国古诗。而且，他本人在途中创作了大量汉诗，仅《伊犁纪行》收录的即多达33首。这些汉诗明显受到了唐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日野强在考察途中与沿途中方官员、名士密切交往，获得赠诗、唱和诗许多，并将这些诗作辑为《新疆琼瑶》编入《伊犁纪行》。《新疆琼瑶》中的诗歌表达了日俄战争之后中方官员、知识人对明治日本的认识。日野强用汉诗表达了其独特的“东亚”意识，汉诗的大量存在使《伊犁纪行》具有了更多的文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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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野强《伊犁纪行》中的汉诗

董炳月

引言：《伊犁纪行》的成立及其文学性

1906年（明治三十九）7月下旬，日军参谋本部向少校日野强（1866—1920）下达了到新疆搜集情报的密令。按照中亚史地研究专家金子民雄的解释，当时日军高层关注新疆，是因为俄国败于日俄战争之后将势力从中国东北向中亚转移、中国西北部边境的情况日趋复杂，派遣日野强考察新疆主要是为了准确把握那里的现实状况。[1]1906年日野强四十二岁，被委以重任与其特殊经历有关。1889年，24岁的日野强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随即入伍，成为一名步兵少尉。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野强已经晋升中尉，他随军渡海至朝鲜半岛，登陆釜山，辗转作战，战争结束后自大连乘船回日本。1902年7月1日，日军参谋本部为即将爆发的日俄战争做准备，将已经晋升大尉的日野强派往中国东北朝鲜边境一带，搜集相关情报。他在中朝边境一带利用中国间谍开展工作，颇有成效。就是从这一年，日野强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特务生涯。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野立刻随同先头部队抢渡鸭绿江，占领昌城。随后他参加了辽阳会战、沙河会战等重大战役，并在沙河会战中荣升少佐（少校），担任步兵第三十团的营长。1905年9月日俄战争结束，日野随所属部队凯旋回国，被授予四级金鹰勋章。[2]显然，对于日军参谋本部来说，这位身经百战、间谍工作经验丰富、懂汉语的日野强是前往新疆搜集情报的最佳人选。参谋本部下达密令的1906年，即中国清末的光绪三十二年。

日野强接到密令之后立刻着手搜集有关新疆的文献资料，但在东京能够得到的资料很少，于是他9月7日离开东京前往北京，20日抵达北京之后进行了大概三周的准备。1906年10月13日晨7时15分，日野强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开始了一年零十四天的新疆考察之旅。经郑州、西安、兰州、安西入新疆，在新疆考察了天山南北的哈密、乌鲁木齐、乌苏、塔尔巴哈台、伊犁、库车、喀什、叶尔羌等地。翻越喀喇昆仑到达印度的斯里那加，已经是1907年10月27日。在印度休整近一个月，11月23日日野强乘船离开加尔各答，经新加坡、上海返回日本，12月25日回到东京复命。这次特殊的探险旅行为明治天皇所知，日野强获得了“御前讲演”的殊荣。探险结束一年半之后的1909年5月29日，旅行记《伊犁纪行》由博文馆出版发行。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日志之部”，是按照行程逐日记录旅途中的见闻、感受，下卷为“地志之部”，是分类记述沿途各地的自然、社会、民族、宗教、教育、行政等状况。

《伊犁纪行》

关于日野强的新疆探险与《伊犁纪行》一书的历史价值，学术界已有定论。长泽和俊认为：“其中亚横断是那个特定年代的事情，因此当然也包含军事侦察的要素。但无论如何，可以说他作为明治时代的军人尝试对地理、历史、风俗、习惯等等进行极为精细的观察，上、下两卷游记《伊犁纪行》即使在现在也是具有不朽价值的探险记之一。”[3]金子民雄则视《伊犁纪行》为“旅行史上的古典名著”。[4]他们作为现代日本探险史、中亚史地研究专家，都曾论述过《伊犁纪行》的历史价值。从对新疆地区的地理、社会、民族、语言、历史以及风土民情的详细记录来看，《伊犁纪行》可谓清末新疆的百科全书。不过，《伊犁纪行》的文学价值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事实上，作为旅行记的《伊犁纪行》同样是一个文学文本。不言而喻，游记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类型。特别是在日本文学史上，纪行文不仅是文学的起源，并且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一脉。纪贯之的《土佐日记》（935年前后完成）作为第一部假名日记就是纪行文学，松尾芭蕉的《奥州小道》则是日本纪行文学高峰。在此意义上，作为旅行记的《伊犁纪行》本身就是文学。更为重要的是，《伊犁纪行》是用散文和诗歌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记录，其中存在着大量汉诗，这些汉诗成为该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说明的是，这里使用的“汉诗”概念是从日语汉字词汇中借用的，但涵义比日语所谓的“汉诗”更宽泛，指用汉字创作的旧体诗。日本权威辞书《广辞苑》对“汉诗”一词的解释是：“①中国汉代的诗。②用汉字创作的诗。与和歌相对的诗歌名称。每句四言、五言、或七言者为主，有平仄、押韵等规则，有古诗、乐府、绝句、律诗、排律等不同种类。唐歌。” [5]而本文所涉中国方面的诗歌作品并不限于汉代，而主要是唐诗和清末中国人创作的诗歌。

《伊犁纪行》中诗歌均为汉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介绍相关历史、地理情况时引用的中国古诗，第二类是日野强在旅途中创作的汉诗（共33首），第三类是新疆地方官员题赠给日野强或者与日野强唱和的诗（共72首）。前两类诗歌穿插在对沿途社会状况、历史地理、风土民情的记述中，第三类诗歌作为独立的部分以“新疆琼瑶”之名收在《伊犁纪行》的两卷正文之后。本文论述的就是《伊犁纪行》中的这三类诗歌。

《伊犁纪行》

一  作为历史记忆的中国古诗

日野强1906年10月13日早晨从北京乘火车出发，踏上考察新疆的旅途，当天的旅行记中即有中国古诗出现，这就是出自《战国策·燕策》的《易水歌》。在介绍沿途经过的定兴的时候，日野写道：“此即为涿州城，在三国时代被称作涿鹿或永素，作为蜀国刘备的出生地，据说今尚存碑碣。次一车站高碑店，为列车给水所，西陵线交汇点。定兴城在车站北侧一千二三百米处。此处当年称范阳，那位壮士慷慨悲歌‘风萧萧兮’的易水即今之涞水，从车站西南流过，河宽约百米，滚滚波涛似乎在讲述古代历史。”[6]可见，日野强在看地理的时候具有历史的眼光并且是带着诗情，在他的叙述中，历史、历史人物吟诵的诗句、眼前所见的风景——这三者交织在一起。此时此地日野想起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应当包含某种自况的意味：此时正是秋天，他看到的也是萧萧秋风中的易水；他本人也是独自踏上漫长的征途，为了日本帝国只身一人前往遥远的新疆搜集情报，需要“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气概。

从河北进入河南，10月30日日野强经灵宝到达函谷关。在归纳从北京出发之后的经历和见闻的时候，他感叹中原的荒凉与贫困，写道：“且不说人称完美至上、无为而治的尧舜时代，就是在版图广大、文物昌盛的盛唐时代，从刘廷芝的《代悲白头翁》中亦能窥见当时的状况。而且，此诗也似乎是在讽刺现在的状况。”[7]刘廷芝（651—？）即刘希夷，汝州（今河南临安）人，其“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名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他的诗被日野强用以表达自己的沧桑之感。日野强从函谷关到临潼，又往华清宫参观、沐浴，他在记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写道：“吟诵王维《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泉寓目》中的诗句，足以了解当年是何等壮观。‘秦川一半夕阳开’的景色依旧，然‘青山尽是朱旗绕’只能是梦中景象了。唯有温泉至今尚存，日日浴客云集。”[8]这里是用王维的诗句描绘眼前的景色，这种描绘之中包含着历史与现实的转换、对比。

11月6日，日野强离开临潼到达古都西安。当年东至临潼、西至咸阳、规模宏大的长安古都，现已沦落得只有四里方圆，于是日野在记录中借卢照邻（约635—约689）的诗歌名作抒发沧桑之情，完整地抄录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只今惟见青松在。”[9]停留西安期间日野强曾往慈恩寺参观大雁塔，在相关记述中他盛赞寺、塔之精美、宏伟，写道：“岑参用五言古诗将其实景实境描绘得尽善尽美，引录于此，以省吾之拙笔”，接着完整引用了岑参的五言古诗：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空。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走似朝东。青松夹道弛，宫观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这样抄录岑参诗之后，日野写道：“于今虽无青松夹道、宫观玲珑之景，然当时之盛况犹存旧貌，可知岑参之描绘并非夸大。”[10]

日野强离开西安之后继续旅行、继续撰写游记，但很长一断时间没有借用中国古诗来叙事或者抒情。中国古诗再次出现在他的笔下，是12月下旬到达兰州西部的时候。他记述那一带长城的历史沿革，写道：“被诗人用‘焉知万里连云色，不及尧阶三尺高’的诗句嘲笑的万里长城，人们都以为是秦始皇始建，其实并非始皇帝的发明”。[11]这里引用的是唐朝诗人禇载《长城》一诗中的两句。[12]由此继续西行，1907年1月14日到达玉门关。日野的相关记录中有 “玉门关怀古”一节，完整引用了王昌龄的《从军行》。曰：“玉门关自秦、汉、唐以来即为中国与外国之边境，多被诗人吟咏。唐代王昌龄《从军行》之一曰：‘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据说，在明代，因这一带边防薄弱，故特设嘉峪关以作支。”[13]这是日野强在《伊犁纪行》中最后一次完整引用中国古诗。将近半年之后的6月中旬，在从伊犁至喀拉沙尔途中，某日从投宿的巴音布鲁克出发的时候，他说自己“有‘今夜不知何处宿，山川万里绝人烟’之感”。[14]这是最后一次引用中国古诗，引用的是唐朝诗人岑参《碛中作》中的两句。[15]

从上文的归纳可以看出，日野强非常熟悉唐诗，他引用了诗作的诗人刘廷芝、王维、卢照邻、岑参、王昌龄等人均为唐朝诗人，这些诗人的作品被他随手拿来，用以写景、状物、叙事、抒情。日野强是带着唐诗的记忆行走在旅途上，用唐诗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建立起某种历史关系（同一或转换），并使自己的纪行文具有了中国文化内涵和历史纵深感。由于日野置身的清末中国与辉煌的盛唐时代有天壤之别，所以他借用唐诗所表达的多为对往昔的追忆与历史沧桑之感，这种追忆与沧桑之感，成为其“旅愁”的重要内容。其纪行文中多次出现“怀古”字样（如“长安怀古”、“玉门关怀古”），原因即在于此。不言而喻，日野强的“怀古”不仅仅是一种时间性的今昔之感，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面对现实中国时的破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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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芝《代悲白头翁》书法立轴

二  日野强汉诗中的中国印记

《伊犁纪行》中日野强自己创作的第一首汉诗，出现在对于1906年10月19日行程的记录中。此日他从北京出发已经一周，到达荥阳，而荥阳是当年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的争战之地。日野置身此地发思古之幽情，作七言绝句一首：“拔山盖世万人雄，海内谁能敌乃公。忽下虞兮数行泪，八千子弟一时空。”从荥阳开始，考察途中他经常创作汉诗，这些汉诗成为《伊犁纪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伊犁纪行》中共有日野强自作汉诗33首，其中31首是在上卷“日志之部”中，下卷“地志之部”中仅有2首。这是因为上卷和下卷文体不同。上卷作为“日志”具有日记体纪行文的特征，而下卷作为“地志”主要是知识性的介绍。日野强的汉诗主要是书写沿途的见闻、感受，与记录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成为“日志之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犁纪行》上卷“日志之部”中的第1首已如前所引，最后一首即第31首为：“天山南北访仙源，又越昆仑敲佛门。自笑俗缘犹未尽，再骑鼇背向乡园。”上卷以此诗结束。从诗的位置与诗的末句来看，此诗当写于1907年11月23日从印度的加尔各答乘船返回日本之际。下卷“地志之部”中的两首是被用以补充说明沙漠旅行知识。在介绍日夜之间、不同季节之间沙漠的变化之后，日野自云“穿过沙漠途中，有漫吟数首，录于此，以补记录之不足。” 录于此处的汉诗共两首，一首是七绝，曰：“昼泊沙洲慰此身，瀚海茫茫夜渡津。漫笑晨昏任颠倒，纵横世界本天真。”一首是七律，曰：“遍历秦陇已几旬，边关西去客心新。一轮冰月照瀚海，七点星光示渡津。积雪满山迷紫塞，朔风刮地起黄尘。峭寒彻骨惊游梦，感我通宵独苦吟。”在这里，沙漠风景与个人对沙漠的体验获得了诗式的表现。这种表现对于那种知识性说明来说，是一种有效的补充。从日野所谓“穿过沙漠途中，有漫吟数首”的表达来看，他在旅行考察途中创作的汉诗大概并未全部收入《伊犁纪行》。

从诗歌形式来划分，《伊犁纪行》的33首汉诗中七绝最多，共25首。另有七律5首，五绝3首。就内容和主题而言，怀古抒情最多，至少有15首可以划归此列，接近半数。在此意义上，前引《伊犁纪行》中的第一首汉诗有模式意义。日野强置身荥阳城，想起当年的刘邦项羽之争与项羽的悲惨结局，于是写七绝一首抒发历史沧桑之感。后来的怀古抒情诗大都采用了这一模式：置身历史事件发生地，追忆往事、写景抒情。例如，经过河南灵宝县东北之古函关（函谷关）时他想起老子，于是诗以志之：“百二秦关西扼东，峥嵘函关至今雄。当年老子骑牛路，残夜闻鸡过此中。”到了潼关想起历史上诸国争霸于此，写道：“崎岖细路雨滂沱，淅淅秋声落叶多。六国当年扣关处，万山顶上望黄河。”离开西安北行、途中看了西王母的庙和诞生地，写道：“一片瑶池明月光，秦皇汉武马蹄忙。痴心不祷长生药，愿借霓裳翥八荒”。

《伊犁纪行》所收日野强自作33首汉诗中，水准最高的就是这类怀古抒情诗。且看下面这首七律：

西上长安数十程，夕阳下马浴华清。渭河水落微渔火，秦岭月高多鹿鸣。过雁斜排一字阵，啼鸦寒作六宫声。余香千载犹温腻，也为行人濯佩旌。

韵律的整齐、对仗的工整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这首诗把叙事、写景、抒情融合得自然而然，典故的运用天衣无缝。中间四句的写景，包含了视觉与听觉、动与静等多种元素，空间开阔、意象丰富。首联与尾联之间又暗示了多重的空间转换和时间转换。

日本汉诗本是汉字文化与中国传统诗歌影响的产物，身为日本人的日野强在中国之旅中创作的汉诗，自然包含着更多的中国历史文化元素。此类元素俯拾即是，老子、项羽、杨贵妃、西王母、秦皇汉武，都出现在日野强的汉诗中，甚至对近代新疆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左宗棠（1812—1885），也成为日野汉诗歌颂的对象。离开西安之后行至长武、兰州间，日野强想起当年左宗棠修路的伟业和路上兵马络绎的盛况，写七绝一首：“山川到处昼廖廖，独有垂杨迎我摇。万里长城归掌握，将军声誉至今饶。”诗中的“垂杨”当然是指后来被命名为“左公柳”的柳树。实际上，左宗棠麾下湘军大将杨昌浚亦有赞颂左宗棠和左公柳的七绝诗，曰：“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日野是否知道杨昌浚的这首诗有待考察，但两首诗确实表达了同类主题，相映成趣。

垓下歌

限于诗歌的范围之内来看，日野强的汉诗受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多方面影响。“拔山盖世万人雄”一诗不仅第一句就化用了项羽《垓下歌》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整首诗情调也与《垓下歌》基本相通。《垓下歌》是“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比之日野强的那首诗，能够发现共通的沧桑、无奈之感。在此意义上日野强的这首汉诗是《垓下歌》的翻版。中国古典诗歌给日野强汉诗影响最大的，还是唐诗。如前所述，在《伊犁纪行》所收日野强自作33首汉诗中，七言诗最多，25首七绝加上5首七律共30首，占比高达90%。可见，七言诗是日野强擅长、喜爱的诗歌形式。这种形式的选择本身可以看作唐诗影响的结果，因为七言律诗是在唐朝形成并取得了辉煌成就。本文第一节所述作品被日野强引用的唐朝诗人，均为七言律诗高手。日野强显然是在熟读唐诗之后不自觉地成为七言律诗的创作者。如本文第一节的归纳显示的，日野在借诗抒情、借诗写景的时候，借用的几乎全是唐诗。这也是唐诗对他发生巨大影响的表征之一。

在唐诗的背景上审视日野强的汉诗作品，可以发现诸多直接的影响痕迹。前文引用的那首“西上长安数十程”，即明显受到王维《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汤寓目之作》一诗的影响。基本事实是，日野强在吟诵了王维的这首诗之后创作“西上长安数十程”。王维此诗亦为七律，曰：“汉主离宫接露台，秦川一半夕阳开。青山尽是朱旗绕，碧涧翻从玉殿来。新丰树里行人度，小苑城边猎骑回。闻道甘泉能献赋，悬知独有子云才。”八句诗中日野强直接引用的是“秦川一半夕阳开”、“青山尽是朱旗绕”两句，而这两句的基本意象都出现在日野强创作的“西上长安数十程”一诗中。“夕阳下马浴华清”写了“夕阳”，“渭河水落微渔火”中的“渭河”自然是“秦川”之一。“秦岭月高多鹿鸣”中的“秦岭”即王维诗中的“青山”，“也为行人濯佩旌”中的“佩旌”又与王维诗中的“朱旗”具有同一性。

再看日野强停留西安时所作另一首七绝。某日藩台樊增祥设宴招待，座上皆高官名士，楼外景色绝佳，日野赋诗助兴，诗云：“琼楼遥对南山灵，冠盖去来兰麝馨。文昌佳气珠连座，中有扶桑一客星。”这首诗有可能受到了岑参和杜甫两位唐朝诗人的影响。就韵脚而言，这首诗的“灵”、“馨”、“星”与岑参写慈恩寺那首诗的韵脚“涌”、“宫”、“空”完全相同。由于此前日野刚刚参观慈恩寺并借用岑参的诗进行描绘，因此可以认为他这首汉诗是步岑参诗的韵。就内容而言，“冠盖去来兰麝馨”一句中有“冠盖”的意象，而唐诗中以“冠盖”广为人知的名句是杜甫《梦李白》中的“冠盖满京华”。无独有偶，杜甫《梦李白》是写宦游（“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归”），而日野这首诗是写游历（“扶桑一客星”），《梦李白》那两句诗写的是长安（京华），日野这首诗写的则是西安。只是由于境遇完全不同，两首诗的基调几乎相反。杜甫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诗句表达失落与孤独，而日野的“文昌佳气珠连座”则表达了春风得意、宾至如归的自足。也许，日野强是带着对杜诗名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记忆来到古都西安，受到樊增祥等地方官员的热情接待之后感到温暖，于是借用杜甫诗的构思反其意而用之，创作了使用“冠盖”意象的汉诗“琼楼遥对南山灵”。

中国历史文化元素的融入，唐诗在意象、韵律、蕴涵等方面的直接影响，使日野强的汉诗具有了古典诗歌的风貌。但是，日野强毕竟是作为现代日本的国民并且是作为军人奉命到新疆，因此其汉诗中也存在着政治性、现代性的因素，只是这种因素很少。1906年11月3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天皇生日），此时日野强行至潼关和西安之间的渭南，虽身在旅途，但他清楚地记得这个节日，并写诗抒怀。诗云：“旭日瞳瞳阴霭开，晴光自觉兴情催。天长佳节远征客，万里遥称万寿杯。生路山川处处新，红枫亦似百花春。渭南正值天长节，遥望东瀛拜紫宸。”过兰州至甘州途中看到沙漠中电线杆的风景，又写出了“电柱沓重如束笋，沙堆起伏似狂波”诗句。这里，电线杆是作为“现代”的符号出现的。这种现代性的符号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可能存在。

（右上）左宗棠

（左下）王维  

三  《新疆琼瑶》中的日本认识与期待

对于旅途中的日野强来说，创作汉诗不仅是叙事、写景、抒情的手段，而且是与地方官员、名流交往的手段。他向沿途的地方官员、名流赠诗、索诗，对方亦以诗相酬，于是双方形成了诗歌创作的互动。伊犁宁远县知事李方学向日野强赠七绝三首，第三首有句云：“本来偃武复修文，不亚当时王右军。赢得中朝诸硕彦，一时题赠直如云。”所谓“一时题赠直如云”并非夸张，《新疆琼瑶》所收中国人赠诗多达76首。[16]在清末诗坛、特别是清末新疆诗坛上，这76诗歌无疑占有重要的位置。

这些诗歌是由于日野强的汉诗创作而得以产生，从不同诗人之间诗歌创作的因果关系来看，这些作品体现了日野强汉诗创作活动的互动性和生产性。樊增祥、李溶的两首诗，即典型地呈现了这种互动性和生产性。《新疆琼瑶》中的第一首诗即为樊增祥所作。诗前小序云：“南州少佐赠茸画一幅。赋谢，即用来韵。天琹居士增祥”。诗云：“小别扶桑渡孟津，西京缟紵亦前因。一张茸画云林稿，九月山容欲笑春。”诗前小序中的“南州”是日野强的号，“天琹居士增祥”自然就是在西安宴请日野强的藩台樊增祥。将诗前小序与诗结合起来看，所谓“即用来韵”就是用日野强“琼楼遥对南山灵，冠盖去来兰麝馨”一诗的“馨”字韵。李溶与日野强唱和是在伊犁。1907年5月中下旬日野停留伊犁，某日与已故锡将军之次子孝昌等人一同往惠远城西门外伊犁河，骑马行于岸上，寻渔夫购鲜鱼而食，信游半日。日野以诗志之，诗云：“结伴连骑骋胜游，一鞭直到大江头。渔翁赠我新鲜鲙，放马芦洲枕碧流。”李溶为同游者中之一人，和诗一首，诗前小序云：“谨步《同游伊犁河》原韵，录乞大吟擅斧正”，诗云：“青郊联辔拟仙游，四面云山无尽头。钓得鲜鲤谈化境，问谁砥柱作中流。”无论是樊增祥的诗还是李溶的诗，都完全是在诞生在日野强诗歌的延长线上，连韵律都相同。

向日野强赠诗的官员、名流都是科举取士时代进入上层社会的人物，均有很好的文字功底，所以《新疆琼瑶》中的诗作艺术水准很高。上文所引樊增祥、李溶二人的唱和诗，即使是在步原诗声韵的前提下，依然能够写得清新自然、笔意流畅。李溶的七绝诗已经不仅是步原诗的韵，甚至一、二、四三句的尾字“游、头、流”也与日野强原诗完全相同。如此高的诗艺已非一般诗人所能及。

在诗的内容方面，《新疆琼瑶》所收诗作中首先应当探讨的问题是：这些诗歌是以日本客人日野强为对象的赠诗或唱和诗，其中包含着诗作者与日野强的对话关系，而且，日本形象与日野强形象叠印在一起成为诗歌的主题，得到赞美或认同。既然如此，中国诗人的赞美与认同之中包含着怎样的内涵？这里举最有代表性的两位诗人的三首诗为例进行阐述。

一是闻端兰的一首七律：

南州少佐先生吟坛郢正

鄞县闻端兰

海色遥涵白日东，扶桑将相尽英雄。伊藤变法熙臣绩，夏本治军虑国忠。顾我老无经世策，知君才是济时功。天山南北搜罗富，归去酬勋礼益隆。

二是段子麟的两首七律：

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文，往往出有鸿博，而我国反逊焉者。南州先生其选也，现因游历，至伊犁，持方絮索诗，不胜钦感，卒成二律，恭录奉粲并祈斧削，是荷。

   署伊犁绥定县事段子麟

本是蓬莱岛上仙，须臾绕遍地球圆。千旬骇浪人穿海，万里乘槎客到天。列宿心胸罗廿八，涵空世界览三千。归时取展新图看，袖有神舆数点烟。

欣从塞外晤名儒，可是徐公返故都。腹在汉唐三代事，胸藏瀛海九州图。微官匏系贫如洗，异国文同德不孤。莫厌边城荒落甚，且听好鸟尽提壶。

从上面这三首诗，可以归纳出中国诗人认同日本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是明治维新的成功与现代国家的建立。闻端兰诗中的“扶桑将相尽英雄”从整体上肯定了日本文武官员，三、四句的“伊藤”和“夏本”分别是指伊藤博文（1841—1909）和榎本武扬（1836—1908），这二人都是近代日本的重要人物，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作为现代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是“同文同种”的情结。段子麟的诗前小序已经强调“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文”，诗中又有“异国文同德不孤”的句子，再次强调“文同”。在《新疆琼瑶》所收其他中国人的诗歌中，写及“同文同种”的诗句随处可见。潇湘毛英良的赠诗中有“圣世书车文轨同”，李溶的唱和诗中有“异国同文字句香”，楚南资水高烈的唱和诗中有“温带地联同种谊”，等等，均强调中日两国的同文同种。第三就是历史上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段子麟在诗中把来中国游历的日野强比喻为返回故乡的徐福，于是，徐福的东渡与“日本徐福”（日野强）的西来，构成了一种友好的循环。古罗蒋光升所作七律中的“政府渊源崇圣教，学界宗旨重儒流”则是表达中日两国儒家文化传统的一致性。

（右上）榎本武扬

（左下）伊藤博文

中方人士赞美、认同日本，除了现代国家、人种、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还有在甲午战争之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对于和平的期待。前引李方学诗“本来偃武复修文”中的“偃武”已经包含着这种价值取向，李方学所赠第一首七绝中还有“休谈兵略课桑麻”的直接表达。其他诗人表达这种愿望的诗句有许多，诸如察哈尔营使者博贵的“上国来星使，相逢话睦邻”，伊塔道庆秀的“友邦互庆联双璧”，汤咏山的“赠策期观海，论交恰止戈”，等等。

《新疆琼瑶》中的诗作呈现的日野强个人形象可谓完美、高大。前引李方学的赠诗中有“本来偃武复修文，不亚当时王右军”的赞辞，诗中的日野强不仅文武双全，文采亦堪比“笔精妙入神”的王右军。[17]可见，李方学了解日野的从军经历并感佩其文章之才。在中国古代文武双全本是一种很高的修养。日野所获赠诗中类似的赞辞多有所见。联魁诗云“听鼙忽遇虬髯将，犹有登坛国士风”，马国玙诗云“将才不愧真名士，伟论如聆古大家”，伊塔道庆秀诗云“摩霄鹰隼出风尘，万里梯航孓一身”，阿克苏道潘震赠诗云“学剑万人敌，曾作中军帅”，温宿总震汤咏山诗又云：“壮志凌霄笔有锋，虬髯风度恨迟逢”，等等。上述赞辞中的日野强形象不仅高大、完美、文武双全，同时又很具体。这表现在“虬髯将”、“虬髯风度”之类的描述。“虬髯”本是指两腮上卷曲的胡子，从《伊犁纪行》中日野强的照片看，他确实是蓄须的。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蓄须是男性中的一种时尚，这种时尚影响到中国留学生。鲁迅与周作人蓄须即应与其在明治末年留学日本有关，兄弟二人的胡须完全是夏目漱石式的。

（右上）鲁迅

（左下）周作人

在中国官员、名流的眼中，这位文武双全、气宇轩昂的日野强又是博学多识、具有高度中国文化修养的人。署名“兀鲁特孝昌”者在所赠之诗的小序中称自己与日野一见如故，“谈论间知其时务精通，而兵学地理测量诸学，尤擅其盛，实堪钦佩之至。”李溶在赠诗小序中也说：“日本南州少佐游历至西域乌孙国，晤谈之顷，知其甚通中国语言文字，雅有儒将流风，出示沿途口吟，读之不禁羡愧交萦”。淮南樵荪袁鸿佑则在诗中直言：“泰西游客知多少，不及南州爱我深。”[18]显然，日野强以汉诗为代表的丰富的汉学修养，更容易引起中国人的亲近感与认同感。

要言之，中国官员、名流赞扬、认同日野强，一方面与日野强是日本人有关，另一方面则是被日野强的人格魅力与学识所征服。

日本与日野强给《新疆琼瑶》中的诗歌带来的不仅是新的主题与蕴涵，还有诗歌美学面貌、语言形式方面的新因素。在诗歌美学面貌方面，由于作者们写诗的时候是以来自海国日本的日野强为主人公或抒情对象，因此诗中大量使用了“蓬莱”、“扶桑”、“瀛海”等与海洋、岛国相关联的词汇。前引段子麟的两首七律中即有“蓬莱岛”、“骇浪”、“乘槎”、“瀛海”等词汇。同类词汇在《新疆琼瑶》所收诗作中俯拾即是，如“瀛洲”、“瀛东”、“东瀛”、“蓬瀛”、“大瀛”、“海上”、“重洋”、“东海”等等，其中“瀛”字最多。与此类名词相关联的还有“渡”、“乘”、“游”等动词性意象。对于大部分置身新疆的诗作者来说，这些词汇同时意味着一种遥远的距离。这些词汇在诗歌中呈现为具体的意象，营造了辽阔的诗歌意境。不仅如此，由于诗作者们是置身新疆创作这些诗，新疆的自然风物如“天山”、“雪山”、“塞草”、“塞外”、“边城”等等也被写入诗中。这些意象与“东瀛”、“海上”等意象构成新的组合，于是，诗歌的意象更为丰富，诗歌的内部空间更为辽阔。在诗歌的语言形式方面，由于日野强、日本与新空间、新事物相关联，因此诗歌也自然使用了表达新空间、新事物的新词汇。前引段子麟两首七律的第一首中，即出现了“地球”与“世界”这两个在清末尚未被广泛使用的日语借词。这种现象在《新疆琼瑶》中并非个别，其他如贺蓍诗句“友邦盟约订咸和”中的“友邦盟约”，曾一鹗诗句“名驰五大洲”中的“五大洲”，高烈诗句“制造新增宇宙华”中的“制造”和“宇宙”，等等，均属此列。这类词汇在不止一位诗人的作品中出现过。

日野强将中国人的赠诗、唱和诗编入《伊犁纪行》的时候，给这些诗作取名“新疆琼瑶”。在他眼中，这些诗歌和琼瑶（美玉）一样值得珍惜、令人喜爱。“琼瑶”一词体现了他对这些作品的珍惜，同时也表明了他对这些作品价值的认知。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日野强这里，“琼瑶”也许不仅仅是一个表示美好、珍奇之物的词汇，而是应当包含着某种与新疆密切相关的文化属性。这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其一，“琼”与“瑶”均为美玉之别称，而新疆的和田等地自古以来就是玉的产地，以出产美玉著称。其二，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昆仑山中西王母居住之处被称作“瑶池”。其三，林则徐（1785—1850）有名诗《塞外杂咏》，曰：“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廖。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诗中不仅有自我与自然（山灵）的融合，并且有天山琼瑶的比喻，使用了“琼瑶”一词。日野强将在新疆之行中获赠的诗歌命名为“新疆琼瑶”，是否与上述三种意义有关，是个有待考察的问题，但是，《伊犁纪行》至少写到了西王母的庙和诞生地，并且写到西王母与周穆王的瑶池相会。[19]不过，无论他的命名中是否包含了这三种意义，但是，这个精妙的名称至少在横向关系上与这三种意义处于同一文化空间之中，并且丰富了这个文化空间。

结语  文学、思想与国家交汇点上的汉诗

上文说过，日野强是奉日军参谋本部之命前往新疆搜集情报。换言之，《伊犁纪行》一书是作为间谍工作的成果出现的。现代知识生产本来与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或者说现代知识与现代国家乃共生之物。尽管如此，知识生产本身亦有其独立性。《伊犁纪行》同样如此。从这本书中，能够看到现代知识的生产方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文学的国家性与现代性等诸多复杂问题的多重交织。《伊犁纪行》的这种复杂性是日野强身份复杂性的延伸，两种复杂性互为因果。《伊犁纪行》丰富复杂的内容至少标明了日野强的三种身份：从军经验丰富的间谍；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等多种知识的拥有者与生产者；具有敏锐感受力和超群表现力的诗人。后二者是从前者衍生、延伸出来的。奉军部之命前往新疆搜集情报的日野强，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建构了自足的知识体系（该体系包含着地政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并创作了大量汉诗，这是一种诡异的悖论。

知识（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等方面的知识）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军事价值，诗歌在被用于交往、以便搜集情报的时候也是间接地服务于军事和国家。不过，在日野强的《伊犁纪行》中，汉诗显然消弥了中日两国的国境线，具有超越国家的、独立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汉诗的大量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伊犁纪行》一书的性质。在19世纪初东北亚地区现代国家形成、中日两国文学均发生巨变的特殊历史时期，日野强用传统的诗歌形式表达了新的内容，证明了传统诗歌形式在新时代的生命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同时代中日两国文学的格局。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如果把诗歌的生产（创作）与消费（被阅读）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看，那么，《伊犁纪行》中的汉诗作为一个整体无法用“日本文学”或者“中国文学”的概念来定义。其中给日野强的汉诗创作以直接影响的是以唐诗为主的中国古典诗歌，日野强本人创作了汉诗，其汉诗创作又直接促成了沿途中国官员的诗歌创作。在这个影响╱被影响的诗歌生产过程中，古人╱今人、中国人╱日本人处于同一诗歌创作流水线上。这些汉诗只能用“汉字文学”的概念来定义，这种“汉字文学”为中日两国人所共有。其二，中国人创作的《新疆琼瑶》作为独立的部分编入《伊犁纪行》，改变了《伊犁纪行》的整体结构。如果说日野强考察沿途的地理、社会、民族状况并创作汉诗是一种以日本为基点的单向性认知行为和情感表达，那么，《新疆琼瑶》中的诗歌作品则表明日野强的行动与声音得到了中方人士的积极回应。就是说，《伊犁纪行》通过将《新疆琼瑶》纳入，建立起对话性的内部结构。而且，双方对话关系的存在表明了“东亚”成立的可能性。日野强本来具有自觉的“东亚意识”，他在《伊犁纪行》的“序”中说：“本书不过是一本小册子，不敢妄称足资了解西部中国。不过，若能提供几分参考，即感幸甚。希望有识之士以此为研究西部中国的台阶，日益推进相关研究，以在实现东亚保全之大计方面不留遗憾！”（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显然，在《伊犁纪行》中，他追求的“东亚”（限于中日两国而言的部分“东亚”）已经借助不同创作主体的汉诗获得了实体性的存在。《新疆琼瑶》中的诗歌用中日共用的汉字这种文化工具呈现了“东亚”在汉字文学（汉诗）中的实践形式，并且在情感和价值的层面直接表达了作者们对明治日本的善意和期待。这样看来，日野强将《新疆琼瑶》编入《伊犁纪行》是基于他自己的“东亚”期待，也是向日本军方乃至日本社会传达他对中日关系的理解。可以说，这种“东亚”意识是近代中日两国间最现代的“现代性”。其三，《伊犁纪行》中日野强本人创作的33首汉可以看作日本文学。这些作品是文学，是明治文学，并且是日本人创作于异国的明治文学。将这些作品放在日本近代文学的框架之中，将会引出许多与文学史相关的问题，固有的日本近代文学史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伊犁纪行》尚未被作为文学文本来阅读，与其中的汉诗相关的诸多问题更没有受到重视。这令人遗憾。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973年芙蓉书房重版《伊犁纪行》的时候删除了书后的《新疆琼瑶》。这种删节是无意的漠视或有意的抹杀，或者两者都是。这种删除行为具有象征意味——象征着汉诗与日野强通过汉诗表达的思想观念不被今天的日本人理解。如果日野强九泉之下有知，应当备感寂寞。

（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双月刊2014年第1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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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入中亚的日本人》（中央アジアに入った日本人）165、167页。新人物往来社（东京）1973年11月版。

[2]以上对日野强生平事迹的归纳是根据两种资料。一是金子民雄《进入中亚的日本人》中的《小传与参考资料》（同书264—268页），二是芙蓉书房（东京）1973年2月重排本《伊犁纪行》中冈田英宏撰写的“解说”。

[3]《日本人的冒险与探险》（日本人の冒険と探検）377页。白水社（东京）1973年11月版。

[4]《进入中亚的日本人》198页。

[5]《广辞苑》576页。岩波书店（东京）1991年11月15日第四版。

[6]《伊犁纪行》44页。芙蓉书房（东京）1973年2月重排本。译文参考了华立的中文译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对个别翻译不确之处做了调整。以下引用只注明引文页码。

[7]《伊犁纪行》上卷65页。

[8]《伊犁纪行》上卷70页。

[9]《伊犁纪行》71页。

[10]《伊犁纪《伊犁纪行》73页。日野的抄录有个别错字，这里做了订正并重新标点。

[11]《伊犁纪行》101页。

[12]《长城》为七绝。诗云：“秦筑长城比铁牢，藩戎不敢过临洮。焉知万里连云色，不及尧阶三尺高。”

[13]《伊犁纪行》120页。

[14]《伊犁纪行》197页。

[15]《碛中作》为七绝。诗云：“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无人烟。”日野强的引用中“平沙”变为“山川”，当为使用不同抄本之故。

[16]笔者所有芙蓉书房1973年版《伊犁纪行》省略了《新疆琼瑶》，而《伊犁纪行》初版本国内无处查阅，故本文引用的《新疆琼瑶》是据华立《伊犁纪行》中文译本所收录。同书463—476页。笔者对个别明显的错讹进行了订正，下不另注。

[17]这里的“王右军”当为李白诗作《王右军》的主人公。李白在诗中称赞其“笔精妙入神”。

[18]“南州”是日野强的号。

[19]《伊犁纪行》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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